（五十一）　　【给定资料】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共有2亿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其中68%成为出口制造业的劳动大军。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大，现有总人口13亿多，劳动人口7.4亿多，其中，农村劳动力近5亿，剩余劳动力至少有2亿。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吸纳了1亿多剩余劳动力，进人20世纪90年代其吸纳能力大大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向城镇务工经商，形成“民工潮”。农民工总量呈持续增长之势。1990年有2135万人，1995年约有8000万人，2003年约有9900万人。从绝对总量上看，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大于求。但是，从2004年年初开始，东南沿海遭遇招工难的问题，不仅缺技工，连普通工也缺，“民工潮”演变为“民工荒”。据调查，“珠三角”地区缺工最严重，缺工近200万人，缺工比率近10%。其中，深圳民工缺工约40万人，东莞约17%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工近27万人。福建泉州、莆田两市用工缺口共约10万人。浙江温州等用工较多城市也反映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难的问题。近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工人的工资扣除物价因素以平均6%左右幅度增长，但是在珠三角，民工的工资数十年如一日，农民工的工资并没有增长，其实这个没动的名义工资背后是实际工资的下降。　　与之相对比的是，大学生求职遇到种种困难，薪金期望值一降再降，可就业门槛仍然很高，数十人甚至上千人常常争夺一个岗位，令人感慨万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学生就业的岗位常常体面，又有各种良好的福利待遇，所有这些，民工们都沾不上边，当然社会有分工不同，大学生大多吃的智力饭，而民工几乎全是体力活，可比性不高。而现实生活中，民工们的生存现状却无法与大学生相提并论。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干的是最脏、最苦、最累的活，住的都是工棚，横七竖八蜗居一室。吃的是快餐，最可恨的是到了年终，有的老板不付工钱，如此恶劣的用工环境，农民工却无可奈何。大学生和农民工由于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内容不同，对于未来的预期显然存在明显的差异。大学毕业生期望充分融入城市，而农民工的期望更多地体现为收入的增长，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劳动能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按现有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差异程度，农民工并不敢奢望能够像大学毕业生那样融入城市生活。“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共存这一现象说明户籍制度和城乡隔离体制依然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不难想象，如果放开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那么，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将极大地得到缓解，而且“民工荒”现象也极有可能不复存在。　　央视《经济半小时》2009年9月播出了《四川也现民工荒建筑工月薪5000》的专题。而据报道说：和逐渐回升的经济数据几乎同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正在加剧。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7月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60.3万人，求职总人数35.4万人，用工缺口达25万人。深圳市4月用工缺口2.3万人，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这么多空缺的工作机会等着大家，农民工们愿不愿意再次出门呢？　　从金融危机前的“民工荒”到金融危机时的“订单荒”，到如今“民工荒”又重袭东南沿海，人们为农民工失业心忧，也为“民工荒”发愁。也许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就业都将成为牵绊中国经济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中国现在缺劳动力吗？每年新增就业人数1000多万，GDP增长10%以上才能保证新增就业人数充分就业，每年有接近700万大学生毕业，40%以上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中国18亿亩耕地，供50岁以上的半老人和老人种可能还不够，农村季节性休闲者少时不少于1亿，多时不少于2亿。我国每天有数以亿计的人无事干，每天有无数的事情无人干。中国有“用工荒”？如果一定认为中国有“用工荒”，那可能是别的“荒”导致的。首先，市场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劳动力输出地和订单生产地相距遥远，信息不对称，劳动力组织化程度低，加剧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局限性。其次，劳动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等畸形发展，导致了劳动者的消极就业。　　应对民工荒要政企联手，作为企业特别是相对发达地区的企业，需要为民工创造更好的劳动就业环境，要像对待“城里人”一样为外来务工者提供必要的福利待遇。作为企业家，也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企业的发展决不能依靠使用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低档次的产品，挤占低端市场，而是要依靠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附加值的不断提高来实现，否则都无法支付不断增长的用工成本。产品的升级换代，一来依靠更为熟练的技术工人，更多地应该依靠技术进步手段实现。而且，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还包括因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的用工数量。作为为企业服务的政府，需要依靠法律和行政手段，规范劳动力流动与就业行为，创造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为劳动者提供社会化的劳动保障，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市场化创造条件并提供保障，做好就业引导，提供更为完善的劳动伤残救济保障体系，完善劳动保护监管职能和手段。　　有专家议论道：美国等国为什么没有“民工荒”一说？道理很简单，没有农民工，哪来的“民工荒”？如果“农民工”这个词消失了，城镇劳动力的供求状况会怎么样？也就是说，如果城镇每雇佣一个农村劳动力，立即就使他或她成为城里人，享受城镇户籍人口的所有待遇和城镇就业者的同等待遇，那么，那些目前发愁雇不到农民工的还会雇不到员工吗？所以，问题的根子，就在“农民工”三个字！有人会说，如果雇一个农民工就将其变成城里人，就让其享受城镇户口就业者的同等待遇，那中国劳动力的低工资优势就会丧失，中国的经济就会缺乏竞争力。面对这样的高论，我们不得不问：你本人愿意加入到低工资群体中去为中国经济永远保持低工资优势的竞争力而贡献自己的一生吗？靠低工资优势来保持所谓竞争力的国家有前途么？如果有的话，前途是什么？　　2006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平均每天工作9.8小时，每周工作7天的比例占53.5%，每天工作8～12小时的比例占50.5%，每天工作达12小时以上的比例达6.5%；大部分企业并没有按照劳动法规来实行工作和休息制度。2005年底，深圳市在企业工资发放情况调查中，发现欠资企业达653家，欠薪总额达1亿多。2006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46.4%的农民工工资可以当月发放，52.4%的农民工工资推迟发放，余下的1.2%的农民工不清楚工资何时发放。拖欠时间最久的长达31个月。据调查，30%农民工的身体都受到工作环境的侵害。一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无法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入托问题，没有提供相应的培训等因素，直接导致了农民工的高流失率。　　2005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专门介绍了奉化“力邦村”创新外来务工人员管理的新经验。其主要做法是：成立全国首个外来人社区，实行公寓化居住、市场化运作、人性化管理、社区化服务，大力提高外来人员在社区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首先，在政治环境方面，“力邦村”实行自主自治的管理模式，实行这种管理模式，更能有效地确保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政治权利。其次，在文化环境方面，给予他们日后向上发展的动力和希望。再次，从政府管理机制来说，政府管理从统治转向了治理，奉化“力邦村”以其食宿价格的低廉，环境的安全、便利和整洁，吸引了奉化外来务工者，成了企业的总后勤基地。　　根据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7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显示，虽然有65.5%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却有45.3%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25%的人只接受过7天的简单培训，接受过正规培训的人员仅占13.1%。而对企业的调查显示，77.7%的新增岗位要求工人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其中，37.3%的岗位需要初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9.2%的岗位需要工人达到中级以上的职业资格。这表明企业招用员工的标准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素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儒家文化的和谐观赋予了和谐劳动关系更高的价值。儒家文化倡导重人伦、“和为贵”的文化精神，认为“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追求和谐统一。日本企业是儒家文化成功的典范，其成功就在于他们在借鉴西方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发扬了儒家文化“仁爱”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和“人和”的集体主义精神，提倡团队协作，力求建立“命运共同体”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注重人文关系。施友善，行礼让之心，视员工为家庭成员，从多方面予以关心。日本企业也因此获得了强劲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文化程度普遍在初中以上的“二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供给市场的主体。他们不同于“一代”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有工就打，他们的经济压力较小，自我保护、自我价值实现意识不断加强，当企业提供的待遇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或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敢于同企业主“叫板”，毅然离开。　　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由于地方政府管理的不到位和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工子女受到义务教育的种种歧视。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已成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难点和薄弱环节。根据2004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共同立项、财政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调查报告，我国的流动人口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82万。流动人口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有9.3%处于失辍学状态，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学龄儿童的“童工问题”也比较突出，在失学的12～14周岁的流动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　　农民工基本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政治参与几乎是一片空白。据一项对进城农民工所做的调查显示，在社区政治活动参与方面，有88.3%的人表示愿意参加居住地的社区活动，但是却有86.7%的人表示没有参加过居住地社区选举等活动。究其原因，88.4%的人回答“我们是外来人”“那是当地人的事”。在工作单位的政治活动方面，在正式单位工作的农民工没有人参加过本单位的政治活动，如职工代表大会。究其原因，18.2%的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