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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2014年起。全国人民增添了一个重要节日，10月17日——“扶贫日”。
10月17日一直是“国际消贫日”，每年这一天，联合国都会选择一个国家作为主会场，开展不同的主题活动。从2007年至2013年连续7年，我国在“国际消贫日”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主办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各地也在同一天举办各种活动。2014年8月1日，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扶贫日”的批复明确，从2014年起，将每年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设立“扶贫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于扶贫开发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充分体现了对于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格外关心。设立“扶贫日”是继续向贫困宣战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也是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扶贫开发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扶贫开发为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和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全球的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数据显示，随着扶贫开发的深入推进。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按照我国扶贫标准，1978--2010年累计减少了2．5亿贫困人口。参考国际扶贫标准，我国共减少了6．6亿贫困人口，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93．3％来自中国。
从1986年的人均年收入206元．提高到2010年的1274元，再到2011年底的2300元，我国扶贫标准实现“三级跳”。郑文凯介绍，这些年我国的社会扶贫初步形成了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和军队参与扶贫三方面的基本框架。目前，310个中央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定点帮扶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定点扶贫实现了对重点县的全覆盖。
专家指出，尽管减贫工作取得巨大成绩，但当前全国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人群还有8000多万人，参考国际标准则还有2亿多，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艰苦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我国扶贫工作已经进入“啃硬骨头”阶段。
“目前，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全力创新提高的新阶段。”郑文凯表示，今年我国力争减贫1000万人以上，国家设立首个“扶贫日”将是一个有利契机，通过各类宣传活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
2014年是第一个“扶贫日”，开好头、起好步。对以后的“扶贫日”活动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应该按照依法合规、公开透明、节俭务实、注重效果的原则，精心组织好、开展好“扶贫日”活动。
2．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是人类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我国的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扶贫问题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农村扶贫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它们积极开展包括生存扶贫、技术扶贫、教育扶贫、卫生健康扶贫、实物扶贫在内的各种扶贫活动。近十余年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较以前有了较大飞跃，并且涉及了更多的领域，以更低的成本提供了更高质量的服务，运营方式也多种多样，而且与政府和市场相比，非政府组织更贴近基层百姓的生活，凭借以上种种优势，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上有了较大影响。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健全社会保障显得尤为重要，而扶贫开发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一环，对降低两极分化、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是巨大的。创新扶贫开发模式．借鉴国外应对“福利危机”的做法，大力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到扶贫开发工作中来，无疑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因共同的兴趣、目标、爱好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和相同的价值取向而走到一起，他们之间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抱负。因此，在农村扶贫工作中，他们不计得失，积极奉献，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尤其承担了那些政府管理和市场运营不宜顾及或者无法承担的责任，获得政府和企业无法获得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服务质量，还降低了运行成本。
非政府组织成员部分来自基层、民间．他们自身的“草根性”决定了他们与政府官员的思维模式和行事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政府组织主要是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解决普遍性的问题，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扶贫；非政府组织则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解决扶贫问题。非政府组织利用其贴近民众的特性，将分散的贫困个体集中起来，整合弱势力量，形成合力，加入到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实施中，这是政府机制无法比拟的。
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者一般就是创办人，他们通常是某一领域的权威人士和精英人物，依靠自己的学识和成就，享有良好的声誉，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大部分拥有自己的特长或专业知识技能。因此，在农村扶贫中，非政府组织团体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在比较擅长的部分实施扶贫措施，如教育扶贫、技术扶贫、文化扶贫、实物扶贫等，有利于提高扶贫效率。
非政府组织参加农村扶贫不需要做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他们投身到扶贫事业中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自身价值，为了改善农村的生活水平和人文素质，他们的工作基本是无报酬的，即使有报酬也是较低报酬，这使得非政府组织在进行农村扶贫时更能摒弃形式主义和政治噱头．为农村扶贫带来更加见效的扶贫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重效率、轻公平使得我国的财富倾向于部分群体．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贫富差距现象．同时，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系统不完善，尤其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极度不健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在农村更是普遍，因此贫富差距有日益扩大趋势。非政府组织因其民间性，可以更好地了解这类情况。同时，其自身的自愿性、公益性也为农村扶贫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这对促进社会公平、减少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强调中央或上级政府的控制、计划和决策作用，而忽略资源所在地的社区在资源保护及利用中的地位。然而，实践证明，政府集权管理存在无法克服的问题，比如设计方案不符合当地情况，实施过程效率低下，高额的管理及监督成本，以及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的腐败问题等。在政府主导的发展途径中，农村社区和农民被视为政府政策和投资的目标及受益者．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社区和农民的实质性参与，在缺乏对资源使用决策权的情况下．社区和农民的主体地位很难真正确立起来，同时由于政府各部门间利益上的不一致性，投入到农村社区中的资源缺乏有效的整合。
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世界银行为先导的国际机构开始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倡导并积极探索社区自主型发展的新途径。
目前，社区自主型发展(CommunityDrivenDevelopment，简称CDD)模式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得到了运用。这种模式以更经济、更有效的形式实现了资源的传递、基础设施的提供，保证了妇女和穷人的参与和受益，是很多国家实现赋权社区、开展减贫工作的重要工具。据统计，过去五年，世行CDD的年度投资量从10亿美元增加到20亿美元，占业务总览的10％，每年投入16亿美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占15％。使用社区自主型发展资金项目的数量增加了35％，从89个项目增加到120个项目。十年内，世界银行在57个国家资助了108个社区基金和类似的需要驱动和多部门项目。迄今为止。世界银行的社会基金资助额已达37亿美元，全世界10万多个贫困社区已从中受益。
而在我国的扶贫开发历程中。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和参与式扶贫几个阶段，为了克服以往模式的不足，社区自主型发展途径在中国扶贫领域开始了其试点进程。
2010年，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签署启动了“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项目”，该项目是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在扶贫领域合作开展的第5个大型综合性扶贫项目，项目总投资10．87亿元，项目覆盖河南、重庆、陕西三省(市)25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区)，12万贫困户、48万贫困人口将直接受益。这表明，CDD试点项目的成功经验已经在我国的扶贫项目中得到了初步推广。
“社区自主”的扶贫理念是指，项目资金直接拨付到社区，资金的控制权直接交给社区，社区居民自己民主选举管理人员，成立监督小组．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向社区汇报，避免资金的浪费。
人的能力建设可以作为对社区自主型发展模式是否有效及效率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因而不断提高社区和农民的自主发展能力才是硬道理。将项目决策权交给社区，由自然村通过民主选举成立的项目小组具体负责项目的申报、实施、组织、管理和后续维护等；应从原有的能力开始，不断培养社区发展所需要的能力．将社区发展变成一个社区学习和组织学习的过程。充分赋权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自我决策的机会。他们的能力和意识也会随之不断提高。
社区主导型发展扶贫试点项目充分尊重了民意，集中了民智，在项目评选过程中，社区协助员、党员骨干分子、社区监测小组成员、妇女代表甚至普通居民都可以旁观，真正做到公开、公正、透明；此外，国际计划负责独立监测，项目监督小组负责内部监督，资金管理中的账户、存折、密码三者分离等制度安排，确保项目始终在权力制衡中得以推进，从而保障了资金安全和项目按照既定目标和管理模式加以推进。
社区自主型发展模式中。社区组织充当组织者和管理者，居民则是决策者、行动者和受益者．从理论和运行规则上都确立了居民在社区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即一切项目活动都是以居民的最终决策权为依据的，同时居民需要在社区发展的规划、实施和监督中最广泛参与。社区组织根据社区发展需求将居民组织起来，充分整合社区资源，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根据相应程序选择社区发展项目活动，同时按照规章制度实施项目方案。
在CDD模式中，制定贫困地区的扶贫和发展规划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在规划的指导下，有利于集中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