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长期以来，中国的食品安全形势一直很严峻，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如发生于1998年山西朔州的毒酒事件、2003年发生于安徽阜阳的大头奶粉事件、2004年的苏丹红事件、2006年发生在上海的瘦肉精猪肉事件，2008年发生的三鹿奶粉掺三聚氰胺事件则更是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大爆发。在谈论食品安全危机的根源时，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是掺假犯罪的成本太低，有的人认为企业家(或经营者)缺乏伦理和道德，还有的人认为是市场恶性竞争的结果，而更多的人认为是政府的监管失灵。在关于政府监管失灵的诸多议论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是政府监管机构与质量检测机构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政府部门不能把检测单位变成收钱的‘儿子’!”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会长的这句话振聋发聩，一言捅破了我国质量监督检验存在的体制弊病(《南方周末》，2008年10月9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原本由两家单位合并组建而成，他们曾热衷于评选“中国名牌”、鼓捣“国家免检”，这样的“职责”与背后的利益紧密相关，如今都已寿终正寝；他们本应是13亿人食品安全的保护神，可是一袋三聚氰胺奶粉就戳破了那神话。《南方周末》做了一个很有分量的专题报道“中国奶业危机溯源”，直指中国奶业“黄金八年，一地鸡毛”。看看报道中的描述，多么的触目惊心：10吨的源奶，要加六七瓶双氧水，二三十盒庆大霉素，10～15斤的蛋白粉，20～30斤的乳清粉，4～5斤的脂肪油，甚至有时候加碱加过头了，还会加点硫酸来中和……那么多玩意加进去，本来加得越多越容易检测出来，问题的关键是：在现行体制下，在未出事之前，没有“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会主动去干这个活——否则这些不早就检测出来了？毒奶粉曝光后，能听到他们三天两头去抽检了，人们可能会问：如今一波又一波地检测奶制品的三聚氰胺，之前都干啥去了？广东省首个被确认为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的张卓宇，10月8日已将一纸诉状递到法院，状告三鹿集团，索赔90万元(《新快报》，2008年10月9日)；更有“结石娃娃”要把国家质监总局直接告上法庭的，认为他们的监管责任不可推卸。2008年10月8日《都市快报》报道：浙江26家机构可检三聚氰胺，费用500元以上，“市民如果自费检测，必须提供未曾开封过的产品，一般在一周内可提供检测数据，但不能作为法律诉讼或者退货凭证”。这就是说，你掏钱我就为你检测，至于检测结果，你就捧在手里自我欣赏吧!各种各类产品质量检测，500元一项的检测项目，算是够便宜够小意思的啦，大多项目收费动辄“成千上万”，5000元属于“起步价”，有的甚至1万元也是小意思哉!质量监督管理的体制，关乎公共利益。现行的质监体制，就是衰减退化了政府公益性的监督检验服务，监管部门纷纷办起了下属的检测机构，收费服务。收费价格当然是官方说了算；此谓“权力定价”。爹有权力，儿去赚钱，两相合作，共“管”质量，天下没有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事业”了。你若发觉产品质量有问题，希望检测一下，他说出的冲天价码，往往让你吓一跳，立马选择偃旗息鼓了事。食品安全领域，讳疾忌医久矣。那些“检测中人”，由于享受了太多的利益好处，往往会生出奇怪的思维。比如广州市某检测中心主任，年初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宣称，市民中出现“食品安全恐惧”是媒体的错!他的内在逻辑是：在现有检测监管体制下，食品质量好得很，压根没有什么安全问题；食品出现质量问题，都是媒体曝光惹的祸；媒体如果不去做什么舆论监督，世上不就“太平无事”了吗？(此案例根据金羊网2008年10月10日《爹监管儿收钱，“奶痛医奶”难周全》一文整理而成)(中山大学2009年研)请根据上述案例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请运用公共选择理论的有关原理分析案例中政府监管失败的原因。